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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高中取消文理分科: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石头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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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风向标”

  “怕吃苦莫进此门”、“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两眼一睁,开始竞争”……这些原本属于军营的口号,如今被悬挂于许多高中校园最显眼的位置。

  高考强大的“号召力”,使之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风向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集意见以来,在所列举的4个方面20个问题中,“如何改革考试招生制度”、“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与高考有关的内容,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高考,注定是教育改革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分科之争:不同群体的态度迥异

  在江苏、湖北、安徽等省,高中文理分科变得越来越早,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一进高中便为自己“规划”发展方向;北京目前还没有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计划,2010年新课改高考方案将保持相对稳定。在大体方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各地“稳”字当头。

  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议题,腾讯网做了一个网络调查,吸引26万余名网民投票。结果显示,赞同取消分科的比例接近54%,认同文理分科的比例接近40%,观点对立明显。

  在分科之争中,不同群体的态度迥异:专家和老师基本持赞成态度,学生则明显倾向于反对。武汉市育才高中校长游启群认为,取消文理分科是件好事。他说:“理科班学生不学政史地等知识,其知识结构存在缺憾,可能会缺少文化底蕴;而文科生不懂理、化,其思维可能会缺少理性和条理。”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梅生说,高中过早进行文理分科,让部分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较弱,大学的通识教育甚至要为基础的素质教育“补课”。

  由于担心课业负担加重,绝大多数学生反对取消文理分科;他们认为,分科有利于自己及早选择今后的发展方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取消文理分科,似乎实现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实际上,如果操作不当的话,无疑又会在本已不堪重负的学生头上压上一块“巨石”;从大教育观来看,“全面教育”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状态。

  在激烈的观点对立之中,触及到的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考试制度。北京一位中学校长表示,现行的高考制度按文综、理综方向设置,在这种状况下,取消文理分科的可行性不大。有些人担心,在高考制度“动手术”之前,贸然取消文理分科只会加重“病情”。

  问题的核心十分明了,就在于那一份决定一生命运的试卷;在这份试卷的“裁判”下,学生被区分为人才与非人才。不同的社会群体之所以对文理分科的观点有如此大的差异,就是因为他们充分领教了这份试卷的“威力”;取消文理分科,无疑会从根本上改变“裁判”的方式和结果。

  源头之辩:文理分科是否源于课程设置

  对于文理分科的源头,有人归结于高中阶段的课程设置。他们认为,在普通高中的课程体系中,本来就设有文科课程和理科课程,也就顺理成章有了文理分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全面更新课程设置是解决文理分科弊端的关键。

  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彭水成,是一位有30余年基础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经验资深专家。他说:“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现行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大体涵盖8个领域,分为15个科目;其中,文科类占30%左右,理科占30%多一点,外语约10%,其他为综合实践类科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都是一个人在社会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知识,知识安排的结构是相对合理的。”

  彭水成认为,从根源上讲,高中出现文理分科是高考调节的效应,与课程设置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两大矛盾:其一是学生自身的矛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在某个阶段及时确定发展方向是很有必要的;二是考试评价与学习负担之间的矛盾,如果每门课都要考试,学生负担将会很重。高考文理分科,正是这些矛盾调和的结果。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彭水成不同意高中过早地进行文理分科;至于由此而来的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他认为可以从降低考试难度入手来解决。他认为,学习的负担与课程设置有关,但与考试命题的难度也是密不可分的。彭水成打了一个比方:命题者增加一个点,应试者为了不至于遗漏,就会画一个圈;命题者画一个圈,应试者就必须找来一个更大的圈;如此不断延伸,恶性循环,使得应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大大超出了教材的范围,学生的学业负担不断加重,成了学习机器,牺牲的是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他认为,要知道,知识的提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就像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样,带有残酷性。

  对于这一问题,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徐金山也是感同身受:学生负担重并非高考所致,减负首先要减少教学内容,其次是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最后才是高考对教学大纲的认可,严格按教学大纲的内容命题;基础教育是基础,而不是创新;教育不能行政化,功利性不能太重,更不能急功近利。

  必由之路:教育改革应始于考试制度

  由于考试评价制度不健全,高考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最后发展成了一个戴在中国教育体制头上一道无形的“紧箍咒”:单一的评价手段,不但约束了作为师父的“唐僧”们,也使无数的“悟空”不敢越雷池一步,教育成效大打折扣。

  基于减轻学生负担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湖北省前些年取消了全省性的水平考试——会考。此举使文理分科得以更早、更“坚定”地执行下去;广大高中教师和学生唯高考“指挥棒”是从,考什么,学什么,文科生不学理化生,理科生抛开政史地。

  许多专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高考分科是否合理,而在于考试制度本身。高考作为唯一评价手段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对提高升学率有帮助的,无所不用;凡是没帮助的,则弃之如草芥。这也正是高中文理分科虽屡遭诟病,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原因。

  教育改革,应该从考试制度的完善开始。彭水成反复强调,应该建立与普通高中教育相适应的水平考试制度,区分选拔性考试和水平性考试;一直以来,高考制度之所以引来众多非议,就是因为这一考察评价方式高度重视选拔性考试,忽视了水平性考试。

  徐金山则认为,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中会考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而考生特长则由“3+x”中的“x”体现,结果不尽如人意;应当设置高中学业考试,范围包括“语数外”以外的高中文化课,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加入高考总分;高考的选拔科目考试仍为“3+x”,“x”由大学选择。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根据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不同时段,按不同学校类型,组织不同内容的考试。

  还有学者提出,只有考试和录取的分离,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考的“威慑力”。他们建议,对于考试成绩的运用,可以给大学一定的自主权;在此基础上,推行多元评价体系,高校录取学生,既要靠统一考试的成绩,还要看其在中学的排名和选修课程的情况,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和研究性报告等等。

  得失之间:考试制度应回归以人为本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在100名中国大学理工科毕业生中,只有1.5个人符合跨国公司的用人标准;而在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邻国印度,这一数字是7.6个,明显高于中国。这个对比虽然显得有些武断,但也确实让人警醒:我们有必要反思自身的教育体制,尤其是考试制度。

  正是因为看到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专家们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一是初步实现教育现代化;二是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三是基本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切实促进公民素质的提升,成为教育改革和规划的出发点。

  彭水成认为,对于高中教育而言,过去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其功能体现为“双重任务”,一方面为高等院校培养合格的新生,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后备军。总体而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现在的高中教育则应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改革目标。高中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公民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都将改革目标指向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核心能力的培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些能力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各个国家都希望通过针对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来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到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2700万,规模世界第一。但是,人力资源大国并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韩国、以色列、芬兰、瑞士这些“小国”,虽然人口基数不大,但是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很高,因此在世界竞争中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强国”。以瑞士为例,他们推行的是“双元制”教育模式,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得到很好的结合,并没有一味追求高学历。正是有了这种教育理念,才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顶级的钟表制造业人才。相对而言,中国的人力资源由“大”到“强”尚需一段时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站在国家整体发展高度拟定的,问计于民的过程又会使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纲要》巨大而超常的动员力,可以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使教育的基本功能得以回归。

磨十年刀
#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就研究制定《纲要》若干重大问题继续公开征求意见发表公告,在公告列出20个进一步出主意、想办法,提出实招、硬招、新招问题中,第6个问题: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再度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其实早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实招和硬招呼吁“取消高中文理分科保障教育公平”(见附文),看来教育的主管领导还远未拿定主意。

  笔者以为,高中文理分科的思路,基本上还是苏联模式遗留下来的,这不仅来自高校专业分科教育、宝塔尖培养人才机制,而且和继续计划经济和集中统一管理方式思路有关。这种思路忽略了按照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人的个性与才能的充分发展。

  我1951-1954年在上海复兴中学就读高中时,并没有高中文理分科。毕业时我考理科、文科都可以自由选择。1979年开始实行高中文理分科,我女儿就读的高一、高二上学期(1984-85学年、1985-86学年第一学期)在北京师大二附中是文理不分科的,到了高二下学期才开始文理分科。现在90后的孩子文理分科越来越早,甚至一上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了。

  这个变化过程说明,在改革开放前文理并不分科,改革开放以来文理分科现象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它的弊端也越来越突显。但是并没有资料显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文理分科,因为西方许多国家并没有实行文理分科,倒有事实表明文理分科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越来越不大适应。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制度改革实际上停留在原地打转转。这是不是折腾,谁也说不清,反正都有红头文件为依据,但是每次变动时,是否真正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很难说了。

  现在我国的教育搞成这个样子,还自以为是,几届教育部长是要负责任的。他们往往眼睛向下,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以教育为本。现在教育部门制订规划征求意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不能不说是个进步,问题是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地求真务实地讨论、辩论才是,不是一个仅仅听取意见、领导拍板了事的,需要把问题讨论清楚再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来,不是先制订了文件再统一到文件精神上来。我们的教育改革本来存在着很多历史机遇,广大教师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例如10年前一场有关中学历史教材内容的改革,揭露部颁教材的弊端,主张改革教材编写机制,打破由人教社独家垄断的情况,后来发了中央文件,虽然开始了教材编写改革的新思路,但是由于当时的讨论和辩论不够,主管部门怕乱,实际上保护了既得利益集团,将讨论压了下来,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使得许多问题没有讨论清楚,于是在前进过程中就会出现回潮风。

  前一阵子高校自上而下的兼并风及教育大跃进风盛行,这是上面刮起的浮跨风,广大教师怨声载道,社会上反应强烈,但是教育部门一味自行其事,搞得现在的后遗症积重难返,即使用集体作假的教学评估也难掩盖决策层的失策。这件事又一次说明未经充分讨论的政策推行,是要冒风险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能把听取意见当作“作秀”,敷衍了事,要认认真真的下基层了解真实情况。现在从各级学校领导层那里听到的真实情况少之又少,往往汇报一套,实际另外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主管教育的官员和领导下去调研肤皮潦草,不求甚解,但求曝光效果,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越积越多。如果领导不自已真正下基层深入了解情况,仅仅走马观花看看,甚至下车伊始终,夸夸其谈,靠那些不大靠谱的量化数字来判断和决策,那么教育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就是征询了上亿条意见和实招、硬招、新招,还是解决不了教育问题。今天的问题首先是主管教育的领导真正认识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教育部门官僚主义的严重性,认识到为何有的专家在教育部领导的征询意见时提出了一条这样的意见:“千条万条最重要的的一条是解散教育部”。

  教育部当然不能随便解散,但是教育部事无俱细都要插手干预下指示,实在太折腾人也折腾学校了。教育部不时按照教育规律来引导教育,而且用行政方法来管制教育。中国之大怎么能一切照教育部指示办?像高中文理分科这样的问题,其实只需要发布指导性意见,几个有利于(如有利于面向现代化、有利面向世界、有利于面向未来、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就可以了,具体做法、步骤、分合由各地各校自行决定。其实只要真正实行好高中的学分制,这个决定实际上是由学生自己及其家长决定的,而不在于教育部门,教育部的责任在于为学生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空间,你教育部门为每个学生决定是文理分科还是不分科干什么,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实际水平参照社会需求,在选科时就体现了中学课程必选和选修之间的选择,何况选择课程还和每个学校教师的水平和实力有关,各个学校也不相同,你统它干什么。就高考而言,教育部也得最终退出“指挥棒”,教育部门和考试部门脱钩,避免教育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教育部要松绑再松绑,真正管好教育部自己应该管、应该做的事,不该管的和本该下面管的事要尽量放权,否则越管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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