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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

石头飞扬
#1

  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及其学生为主体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三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身上,曾经有过较为集中也较为充分的体现。北大精神的改写与断送,先后发生在马寅初、钱端升等人身上。

  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对于北大精神进行了经典解释:“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传弟子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身份在北大纪念会上发表演讲 《北大之精神》,进一步阐述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至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难能可贵的是,蒋梦麟在演讲中特别谈到北大精神的负面效应:“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驰。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蒋梦麟打算 “整饬纪律,发展群治”的“相当范围”,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所通行的甲、乙双方相互平等、良性互动的契约规则、制度程序和权利边界。同年11月17日,蒋梦麟的留美同学胡适,在为留美政治学博士张慰慈的《政治概论》所写的序言中,另有这样一段话:“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运用玄虚;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监督与执行,终究可以使奸人无所施其伎俩。”

  到了1943年,蒋梦麟在《西潮》中另有反思:“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返观历史,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注重“进德会”的以德治校,而没有切实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从而为部分教授尤其是浙江籍教授的党同伐异提供了可乘之机。据沈尹默晚年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土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

  1923年1月7日,蔡元培因为不能容忍老同盟会会员、教育部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的恶劣表现,以“保持人格”的道德借口辞职离校,把一个乱摊子留给代理校长蒋梦麟及北大评议会。蔡元培离校期间,原本为了保障教育独立、教授治校而设立的北大评议会及教授会,反而在号称“法日派”的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朱家骅、马叙伦、陈惺农等人的垄断把持之下,蜕变成为国民党方面强力推行党化教育的政治工具。蔡元培时代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的再度恢复与逐步完善,是1930年12月4日蒋梦麟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后的事情。应该说,至少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和胡适所体现出的北大精神,要比蔡元培表现得更加健全也更加进步。

磨十年刀
#2
  看了普京总统在北大的讲演,我心里很不平静,有些想法真是不吐不快。好象自克林顿以后,每位来中国高校演讲的国外元首,都要经受千挑万选的所谓中国新一代精英的质讯和刁难,以显示中国当代青年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尚的精神情操。但这次在“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民主、科学”思想发源地的北大,这些“骄子”的作秀本领实在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简直让国人脸红。请看第一位提问的北大女生的表演:请问普京总统,江泽民主席在贵国访问时,背诵俄国名着,高唱俄国歌曲,您能否给我们读读中国的名着(大意是这样)?这倒底是问的什么东西?!有什么企图?当着两国元首,当着全世界的镜头,在自己的国土,贬低来访的别国领袖。而提问的还是所谓中国一流大学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大学生!好在普京总统非常机智,也很有涵养,在称赞了江主席多才多艺后,承认自己自愧不如。并用自己的孩子热爱中国文化,巧妙地带过了这个话题。可能是江主席也觉得有些唐突,马上接过话,说普京总统很谦虚,他也懂好几国语言,他的英语和德语也很好,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现在再想想这位女生的提问,如果她想表达中俄两国需要加强文化交流,完全可以换另一种恰当的方式来提问。但她偏偏设置了这样一个刻意比较的、甚至是强迫性的语境,让堂堂一国元首来做出回答,而且客人出于礼貌,还必须显得很低人一等。对一个学生的提问没有必要强加给其他一些内涵和信息,但这种“作秀”实在让我们堂堂的礼仪之帮的国民汗颜,更让我们不能不怀疑,北大培养的新一代大学生,你们的“北大精神”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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