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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北大精神的改写与断送

石头飞扬
#1

  1927年12月19日,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组织的校庆集会上,高调发表标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所认定的北大精神,却与蒋梦麟四年前的同题演讲背道而驰:“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铖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那些总想让别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革命文学家”说,革命的目的“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同样道理,现代文明国家的目的,也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马寅初单向片面地让每一个国民“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的“所谓北大主义”,虽然依然打着 “蔡先生”的旗号,却严重歪曲改写了蔡元培时代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反而与上海文艺界以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潘梓年、徐懋庸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家”,不惜“教人死”的极端高调保持一致。

  1948年12月15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及夫人乘坐空军大队专机离开北平,校务由郑天挺、周炳琳、汤用彤三人小组负责主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权派遣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钱俊瑞等10人,来到北大校园宣布接管。同年3月9日,钱端升在致费正清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5月4日,汤用彤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钱端升为常务委员和法学院院长。

  6月中旬,“被误解”的钱端升,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以教授为主的 “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9月,他以社会科学界代表身份参加政协会议,并且在《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也是中国有史五千年以来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他划了一个时代。他继往开来。……即比之苏联亦无逊色。”

  1951年6月1日,北大新任校长马寅初到校就职。8月2日,马寅初倡议全校职员开展政治学习。9月7日,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说是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人,响应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应马寅初等北大校长及北大教授的请求,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为标题,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政治报告。随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观摩土地改革的钱端升,回校不久在11月20日 《光明日报》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方面承认自己“大大地错了”;与此同时,他笔锋一转便把批判矛头指向 “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说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钱端升还把已故北大校长蔡元培,连同流亡美国的老朋友胡适牵连出来,充当政治清算的目标靶子:“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即以‘五四’来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稍微明白中共党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假如没有蔡元培的所谓 “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也就是前面谈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建设、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就不可能于1920年3月在北大校园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来自湖南的师范生毛泽东,也不可能成为北大的图书管理员。但是,在当年的特殊氛围之下,钱端升这种以政治正确歪曲改写历史事实,进而彻底断送北大精神的表态文字,非但没有遭受学术批评,反而先后赢得一系列的权位奖赏。

  同样是在1951年,按照副校长汤用彤的建议,北大没有在12月7日举行校庆纪念活动,此后的北大校庆日被改写为5月4日。1957年6月,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被划为“右派”。1960年1月3日,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政治喧嚣中,马寅初也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从燕南园搬回自己的私家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到了1987年前后,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只是把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这场政治灾难,简单概括为“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对于自己理直气壮地扮演过的直接断送北大精神的历史角色,却再也不肯以“应负更大的责任”的态度加以反思并且承担责任。

磨十年刀
#2

  何谓“北大精神”

  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称金庸的小说“是一场静悄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这个说法似乎是惹动了众怒,因而屡次遭到严厉批驳。发难者们组成的阵容颇为不弱,但严教授坚持己见不改,双方互有驳难。

  关于金庸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不想在此置喙。这里仅想谈谈我从这场争论中发现的一个问题。

  我留意到,“批严”的诸位多少都流露出这样一层意思:身为北大教授而为金庸吹喇叭、抬轿子,实在有辱“北大精神”,是在搞复古倒退,是“自贬身份的媚俗”。其中更有人奉劝严教授“迷途知返”,“争取早日端正研究金庸的视角”,意思是希望严家炎住口,或最好是反戈一击。

  这些个论点,当然是比较堂皇的。因为北大是“五四”新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吾国文化的最高学府,自然不该复古而且媚俗,而是应当坚决地拒斥武侠文学。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某种品流、某个倾向,方可与北大自身的地位相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何谓“北大精神”?如果较起真来,这个“北大精神”的定义,应从蔡元培先生的办学宗旨中去找源头。蔡先生对这个宗旨是这样表述的:“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另外还有:“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细品蔡先生的这些话,再联想北大当日将陈独秀与辜鸿铭一并囊括之事实,怕是不难得出结论,原来这个“兼容并包”,才是北大精神最本原的东西!

  从这样的一种立场看,前面的所谓“北大不应媚俗”的说法就有了问题。严家炎教授夸金庸好,乃是一种学术观点,只要不是歪理邪说,在学术界就应有它的一席之地。我想,只有容许了众家中“这一家”的存在,才算是达到了“兼容并包”,也才算比较符合北大精神的原义。金庸从民间登入高等学府,可以看作是北大传统的一次实践,也是学术氛围宽容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的事。大家似乎没有必要太过惊讶。

  可能有人认为,夸金庸,无论如何是一种学术异端,总让人感到不大舒服。然而,异端也有异端的权利。只有允许学术异端的存在,才可能同时给真理以生长的空间。否则,异端的声音固然是不再有了,但真理的声音也同时就增大了被禁绝的危险。这道理可能有些复杂,但还不至太难弄懂。感兴趣的人可以进一步去读读介绍基督教改革家加尔文所作所为的有关文字。

  现在某些人印象中的北大,似乎应是一所高踞于云端之上的神仙洞府,雅不可及,凡沾了一点“俗”字边的就不能登堂入室。又以为北大是新思潮堡垒,只能讲新文学,不能讲旧式文学。其实,这些印象都是错的,且十分盲目。我看真正的北大精神,除了“兼容并包”,其余的都不甚紧要。“五四”所提倡的“德先生”,指的也是这个兼容,让大家都有说话权。总而言之,“风、雅、颂”齐备,这才叫北大;既讲离骚又讲鸳蝴派,才算是有“兼容并包”的气度。

  因此我认为,夸金庸是严教授在学术上的正当权利,任谁也不能剥夺。拿以赛亚·柏林的话来说,严家炎夸金庸是一种“无害的思想”,而不允许严家炎夸金庸则是一种“有害的思想”。这里面的逻辑恐怕又有点复杂了,但只要细加品味,就知道它是非常接近真理的。因为不允许夸金庸的后面,隐藏着的是话语独断、文化专制、一言堂之类有害的东西。我们身受其荼毒,曾有过一段很不短的经历,不应该这么快就把那些经历忘干净。几十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可不要真的就端出一副恶婆婆的架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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